袁凌：网红当道，大家需要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实 | 谷雨推荐
▲袁凌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县。作家、媒体人，现任《凤凰周刊》主笔。发表《走出马三家》、《守夜人高华》、《血煤上的青苔》等调查、特稿作品。
编者按
在袁凌的创作生涯中，从写诗到散文、小说，最终回归到非虚构作品，直到2013年第一部著作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面世，他才真正开启作家之门。他一直追求对现实的把控，但似乎又被现实牢牢的控制，不得不经历现实的煎熬和创作的苦闷。近日，袁凌在地平线（ID：dpx-nonfiction）沙龙上讲述了自己半生的历程。儿时文学种子的萌芽，青年创作的迷茫，中年的苦闷与求索，点点滴滴如同一条河流缓缓流过了四十年。谷雨获得地平线授权分享此演讲。
此半生，全非虚构
演讲：袁凌 来源：地平线
这半生全非虚构，说半生也符合事实。我17岁上大学，13岁上初三，是不是初三就开始正儿八经有创作不清楚，但是高一开始了。在一个穷山沟什么也看不到，老爸是一个医生，教我了七个字——大海航行靠舵手，老师劝我们读文学，印象最深的是郑渊洁老师。
初中赶上了80年代的文学潮，当时我已经从出生的乡村来到一个小镇子上，文学潮热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在小小的医院里就能够找出来三个文学青年。文学青年订的刊物，有《人民文学》，有《当代》，有《小说界》，我看最多的是《小说界》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。
我整天抱着这些看，有时候看不懂，但还是能够领会一点。我记得有一个文学青年订了一本诗刊，里面有一首普希金的诗《跳蚤之歌》，觉得很奇怪。我接触文学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
我的作文写得比较好，正式有文学自觉是从高中开始的。因为成绩比较好，我从乡下中学考到市一中，就正儿八经地有意识去写东西了。一开始当然是写诗，有一个大人物就是席慕容，当时他的诗特别流行，非常唯美、浪漫。高中生领会的是诗里面过于多的感情，高中生的胃口是很大的，再多的柔情也吃得下，当时特别喜欢她的东西，我记得当时明信片也比较流行，里面也有她大量的诗。
如果说有自觉创作这样的一种意图，开始写就是14岁，高一的时候。刚开始自己感觉还挺不错，走的路子很纯情，但是真正遇到问题是在我大学一年级到二年级。刚开始老师称赞还可以，但是莫名其妙地，大学一年级下半期我就失宠了，老师对我非常失望。我是学生会文学部的主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碰到了第一次困难。我开始对现代诗产生了反感。我觉得现代诗是以意向和象征为立足点，追求的是一种言外之意的意象，它需要这个东西，尤其中国从朦胧诗以来到后来第三代诗人，他们追求的是诗歌本身的意象丰富性，甚至是象征性，但我是排斥这个的。
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不喜欢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在作品里希望导入一种东西，我要的是真实的经验，在诗里面我需要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经验的传达，而不是象征和意象。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在诗里直接表达经验的能力，所以我开始用古典诗歌写诗，强调韵味和抒情。老师很失望，认为你怎么退到了幼稚的层面了。
过去我几乎没有发表过诗，除了在《中国作家》上有一组诗，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过。我后来自己出了一本诗集，自费出的，没有在书店公开去卖，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，但是诗歌我一直写，这是我写作路子最长的文学形式。
在我绕了很多弯子以后，后来老师又看我的东西，说你终于走出来了，因为我找到了怎么在诗里直接表达这个经验。现在，诗歌已经变了，到杨建，包括北岛，以及一些最新的诗人，他们已经抛弃了朦胧诗的笔法，开始写作当下的人生经验，而我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诗歌笔法，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。
后来，我开始转向写散文，一开始发现很适合我，篇幅不长，不受束缚，可以自然表达我自己的感情，但是我当时还是很不满足。一个是诗歌高潮刚刚过去，诗人很吃香，只要会写诗，长的像二师兄也有姑娘喜欢的。90年代写小说已经是高峰了，像莫言那时候已经很有名气了。
在散文上，余秋雨也出来了，但是当时没有被当成主流文学，觉得写散文怪怪的，所以，我一方面写散文，另一方面还是想怎么把小说写好。在大学开始尝试写小说。
但我发现特别不适合。小说就更讲究了，我后来领悟到，写小说不是需要真实的经验，而是需要一种特别精选的经验，要看特别性。所以，对小说而言，经验并不重要，它讲的是经验的表象，一个很特别的故事，由此形成特别叙述的语调。就比如，在一个圆桌旁边，大家的生活经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圆桌里摆出你的东西，这是个技巧。但我一写小说就掉入坑里了。
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写的小说一开始模仿别人，发表是比较顺利的，但在我渐渐成熟的时候，我开始按我自己想法写小说，有十年时间我的小说一篇也发不了。那时候没有网站，没有公号，大家的阅读就是靠文学杂志，我一个字都发不了，那段时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重庆晚报工作，一边写新闻稿，一边写小说。可在文学上一片黑暗，心情是灰暗到了极点。
▲袁凌
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的很多非虚构多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写的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叫非虚构，我叫了人家也不认，人家说你这个写的挺好的，我很受打动，但是它不像小说。当时快把我逼疯了。后来，五年前，《我的第99次死亡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。此前我已经让编辑很失望了，他自己愿意投，但是都是被主编拿下来，这个我又拿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又来了，我们这里不发这种东西。然后，我就拿回来了。
我记得在那个十年之内写了哪些东西呢，一个是我的《第99次死亡》，完成了初稿，有人说这是我最牛的东西，但是拿出去的时候，文学杂志的人完全不承认。
另外我写了一个长篇作品，叫《在唐诗中穿行》拿出去给《重庆文学》，他们说，你怎么这么幼稚，初中生写的吧？觉得我写的太纯了。如果某个东西是严肃的、纯洁的，你一定是害羞的，你一定把它掩饰得不那么单纯，很玩世不恭的话会好一点。
我还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叫《我在重庆的世界》，这个小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所以，回头看我当时写的东西，为什么出版不出来，后来我的导师跟我讲，写生活经验，我是直勾勾地写，我不希望里面有给你回味的东西，我很讨厌让你回味，或者让你觉得里面有一些空间。我觉得这个空间应该关闭，就是这样的生活经验。所以，我当时没有意识，实际上写小说的时候写的并不是小说的东西，我掉到一个很大的坑里。
我讨厌以后小说中所有的题材，我觉得他们好矫情，假假的，他给你一个死胡同，进去之后按照他的叙述走来走去，就不是正常人，怪怪的人，怪怪的动作，怪怪的话，但非要按他的逻辑弄完，我特别讨厌这个东西。
我上大学因为喜欢文学，报的中文系，但一进去上当了，因为中文系从来都不培养作家。后来就上了社会系，但90年代社会学系非常小，不知名，这也可能也是我反叛中文系的态度。
后来抱了一个很空洞的想法，上中文系错了，我应该接近生活，就到家乡的法院待了一段时间，但被人排挤，人家说你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跑我们县城来干什么，又不是这个专业，后来他们就想，你上过大学没有，你上的是大专吧？我自尊心有点强，实在受不了，就走了，实际现在挺后悔的。
然后我就考了研究生。研究生毕业以后又觉得这怎么办，我本来不想上中文系，结果又上了研究生了，后来跑到重庆晚报当记者，待遇还可以，做新闻记者也是弥补自己没有生活经验的短版。
四年之后，我在重庆待不下去了，因为待的太久了，想去南方周末，当时《南方周末》的大人物看不上我。后来，我就考博了。
我不想考中文系了，考了历史系，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葛老师是我的导师，他说你不要做现代史，你只能做古代史，我一看这不行，后来就退学了。当时很犹豫，一方面上学，一方面在新京报当深度报道记者。
▲地平线沙龙活动现场
2003年新京报筹备，我在那儿的第一篇报道是《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》，也是他们第一篇深度报道。我当时也还要去清华大学上学，感觉累死了，然后头发都掉了。怎么办？开始我提个因病休学，他们不同意，后来说不去了，后来导师同意了，给我批了一句，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，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。他后来到了复旦大学做院长，后来我在复旦大学还碰见过他。
到新京报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，开始大量的职务写作。刚开始当校对，后来跑街，我们也拿不到热线，自己找线索，当时很辛苦。搞了半年，差不多适应了，就到经济部跑经济新闻，然后又到国际部，我通宵值班，搞的我得了肺结核。当时的领导说，你写一篇我和肺结核吧，我还真的写了，最后还发出去了。
我都得病了，怎么还能让我干这个？后来调到周末版。这一年虽然很辛苦，钱也很少，但他们总用理想忽悠我们，其实是个“血汗工厂”，不过是个有理想的“血汗工厂”。那一年，感觉太辛苦了。一个稿子接着一个稿子的出差，我一般在北京只能待四五天，人都是臭的，那时候我就强烈的想回家，我有乡愁情节，想弥补我回乡的经历，总觉得自己亏欠了生活的经验。
记者职业也可以得到一些生活，但都是“厂”里面的生活，人家生活好久，你去写一个稿子就走了，好像很生动，你叫生动吗？人家生活了一辈子，你写了五天，这叫深度报道么？这个事情我感觉特别不好，一直有愧疚，四五天写了个深度，而且还一稿成名，觉得特别牛。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，总有一种倾向，我一定要搞出一篇很有深度的东西来，追问到制度，我们是严肃的。当时同事极力的挽留，说你干管理试试，但我最后发现受不了，中间一度还到了新浪。
所以，我还是选择了回家乡。回家乡一年多，我写了《我的命就是这么图》小说集中的大部分小说，主要写乡土。回去一年多，感觉变化非常大，家乡也有一些细节触动了我。比如，农民厕所过去是储水，很环保，但是后来改成冲水，冲到河里。以前河里的水可以喝，现在都成粪水，非常受不了。
半年里，我写的还挺多，20多篇，都是中篇。我写的不是很精巧的，很多是不是小说的小说，农民的生活很单调，你没有办法搞出一个情节来。如果有这么一个情节，像上厕所看见白白的屁股，那一定是编的。农民80%在劳动，劳动、吃，农民一切的世界观都跟这个有关系，我写他们慢悠悠的走来走去。所以，我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很不顺。
我并不想去种地，我想了很多尝试，但是还是没有决心，因为我没有经济基础。人家说，你回来干什么，我不是作家，连作者都不是，人家问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说写小说，人家觉得这不是个理由，因为你没有发。
一年之后我还是出来了。到了好几个杂志社辗转，当了几年编辑，这几年特稿的概念已经出来了，我就尝试编特稿，我基本是改写的，出来都是署别人的名字，感觉特别难受。其实当记者这个年纪大了，但后来想想，还是再当记者吧，所以继续当记者。
我当时是凤凰周刊的主笔，主要做编辑。那时我已经38岁，我有四个月时间左右碰壁，我联系过所有知名杂志，都不要我了，虽然我在业内还有一点小资历，但是资历不够，年纪又这么大，怎么办呢？当时觉得好悲催，这段时间我也写了一系列的长散文，都在《从出生地开始》那本书里面。
终于到第四个月的时候，昌平兄救了我。我跟罗昌平是多年的兄弟，在新京报时，我和他有着睡在上铺的兄弟般的感情，在新京报时，我先去，他后去。后来，他是《财经》法制组的头儿，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！我当时挺矛盾的，怎么现在干法治了？但是没有地去，就做法治，反正什么也做过。
那时候，我也兼着写一些其他类型的稿子，写了生平第一篇特稿，那就是《血煤上的青苔》。
为什么以往不写特稿？包括在新京报，我担心一边写小说，一边写诗，又一边写新闻，会不会把我的文学新闻化了，会不会把我的新闻文学化了，这样变得都不是了。所以，我自己一直做防火墙，脑子里边分几块，该写文学写文学，该写新闻写新闻，写新闻就是严格的调查报告，写文学不跟新闻沾边，相安无事。
随着年龄大了，我又开始写特稿，是很不情愿的，但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写？我觉得可以把新闻和文学性的东西做一些结合，也不让他们失去各自的特征。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也有一点自信了。所以开始写特稿，《财经》领导看后，就让我转正了，本来我还要试用期三个月的。
当时感觉，怎么混得这么惨，因为你想，昌平是我的副主编，而另一个曾经跟我睡同一个屋的是我的主管编辑，所以，我的心态上还是很需要调整。当然，这些后来都不是事了。
从《财经》开始，我真正写特稿了。写特稿以后我发现这个比写调查报道省事多了，那个没有好大的影响，人家也不觉得你的文笔好，也不当成艺术品来看。可是写特稿，人家当作特别宝贵的东西，而且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累了，到了这个年纪也只好写特稿了。
所以开始写，也许这个题材确实更适合我一些。后来写高华、马三家，写海子，同时，我要写很多法治的稿子。写了一系列法治的稿子，关注的也跟法治史有关，所以题材涉及到监狱史了，最后形成了一本书。这本书以秦城监狱为核心，延伸到现在的很多监狱，涉及到监狱的制度，把口述史和资料结合起来成了一本书，叫《秦城国史》，但现在转了六七个出版社，太敏感，出不了，现在还没有找到准确的下家。我还写了好多右派，虽然当时我清华没有读了，但我对思想史的兴趣一直有，这是我一系列的东西，但现在出来非常困难。
在我快离开《财经》的时候，我写了一个特稿《走出马三家》，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报道的版本，当时财经压下了，说太敏感，先在《LENS》试一下用特稿的形式发，就是现在大家只看到的那篇。好多人质疑它的调查性够不够，我的调查到底扎不扎实，但没有发表的那个版本都是没问题的。后来我从《财经》离开了，写点自己的东西。
我跟邓飞（原《凤凰周刊》记者部主任）关系很好，因为以前在《凤凰周刊》时，他写，我编。后来他搞了公益组织，以乡村儿童为主题的公益，我跟他和摄影师合作一个项目，为期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对乡村各种儿童进行系列访谈，方式是去到当地家里同吃同住，为期15天。一个月下去一次，这个项目搞了一半，差点把我搞死了，因为太累了。老是奔波，而且同吃同住比较麻烦，比如到地里去，一头猪养到屋里面，晚上猪的气味让人很难睡着，打完雷房子就漏雨了。那地方是高原，海拔快3000米，门口全是猪屎街，吃的土豆，没有筷子，没有碗，没有毛巾，没有“洗”这个字了。吃的这个东西直接放在上面，心理压力很大。没办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个，它没有统一的主题，但是要先把它搞完再说，眼下就搞了这么一个项目。
我写死亡特别来劲，包括海子之死，有一段时间写了七八个长篇死亡，搞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，但我还是对这个有兴趣，所以我有一个计划，想了解关于中国生死的非常实质性经验。我的写作到现在，还是在强调一个东西，我需要传达可靠的、可还原的生活经验，这种经验里没有抒情，没有想象，没有象征。
为什么我要这样？建国以后国内写作中有很多都是象征、比喻、叙事，当你从那些年代走过后，你发现自己的记忆被骗了。跟他们论战，我不是那种人；做一些理论，又早就传播过了，我做什么呢？当一种文化彻底要毁灭的时候，比如古罗马文明、印度文明，在衰亡期的时候可以保留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经验真实的传达，这个东西是不骗人的。我尽量做到不骗人，我就想做这个。
但是这个最费事，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重视的不是真实经验，大家很烦、很累，大家看到的是情趣。你怎么调动我的情趣，让我舒服一下，或者发泄一下，或者自我满足一下，不要让我感到不适应，哪怕今天一钱不值，但是就红了，现在是网红文化，情绪性的文化。而我这种真实性的生活经验最不讨好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干这个。
既能够有生活经验，还能够有情趣，还是拿生死说事，以后会写系列的生死的小文章。现在我还在《凤凰周刊》，前面还写了《北京局外人》，我也是特稿记者，但是我对特稿没多大兴趣了。我认为，特稿在非虚构里面是很暂时的，很局部的。你用几天跟踪，或者几个月，你能够把人家真正的情绪传达出来吗？
我认为很多特稿记者不要对这个有自我迷醉，这不一定就是好的，更好的东西肯定是更真实的，比如关军老师跟人家一块住好几个月，我觉得这个是好的，何伟也是多年的积累，而且不是以特稿的形式出来的，包括陈徒手老师的长篇，我觉得还是要写真实，只是“真实”这个词被用滥了，才说“非虚构”。
特稿还是很初级的东西，但我为什么还要写？杂志有个好处，始终让你被迫接受新信息，在信息当中选择，如果成为一名专业作家，离开了这样一个新闻行当，可能对现实的感觉似是而非，你跟现实已经是隔了一层玻璃了，我害怕自己有这种东西。
三十年走的很远，但是内心深处还是不安的，为什么在媒体这么衰的时候我还待在媒体，就是被迫的，我们被迫的时候会发挥我们的潜能，当然也有别的原因，比如有点经济保障。
我什么都写，长的短的什么都写，很不好归类，跟半吊子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只能这么写吧，还有半辈子，先写着看。